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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登上决定我终生命途的烧煤蒸汽机车牵引的南去的客运火车，负笈沈阳，开始度过十载寒窗中最幸福的四年读书生活；虽然，后两年常常是在炼狱般的苦熬中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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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了两天两宿火车，半夜到了沈阳南站。站台上，布满了各高等院校迎接新生入学的横额，一片繁忙景象。很快，我就找到了东北财经学院统计系的接站处。在统计系接待处的不远，还有一处拉起一幅较大的横额，上面写着东北财经学院，没有系别。两名负责接待的系干事看出几个报到的同学的疑问，解释道：“我们统计系在南湖，其他系和院部在北陵。我们不跟他们一起走。一会我们单独去南湖。”
&&&&两位系干事对待我们新生十分热情。校车把我们拉到南湖统计系院里，系干事帮助我把行李扛到宿舍二楼一个房间，对我说，“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你铺好行李，赶快躺下，动作小一点，不要影响上面那个同学睡觉。”这时我发现我的上铺已经有一位同学睡在上面，听到我们进来，翻了一个身，没有理会我们，又睡了。
&&&&早晨起来，我上下左右环视一番宿舍，窗户两侧、靠左右墙壁各摆放两个上下铺铁床，能够睡八个人；宿舍中间两两相对摆放四个大两屉桌，也就是每一个同学有一个抽屉。四扇双层木窗，木地板棕色油漆，还有些光泽。在我的心中舒适、畅快的感觉油然而生。
&&&&我的上铺是一个比我高半头的、耸肩（可能是个高的人的一种习惯性姿态）、（感觉）他的左眼珠常常向鼻子尖方向倾斜。是从哈尔滨来的，原来是黑龙江同乡，他就是我曾经在本书提起过的孙殿卿。这个房间，到目前为止，只有我们两个人。本省的、离沈阳路途近一点的地方的同学，还没有来报到。在我们两个去吃早饭之前，他跟我开了一个比较严肃的玩笑。他说，“我怎么看你像一个小特务！”“什么特务？”“就是那种动不动就跑到老师那里打一个小报告，揭发哪个同学做了什么不轨的事情的那种人。”“你看像吗？”他以一副庄重的神态，对我上下打量一番，认真地说道，“越看越……不像！”我们两个不免哈哈大笑一阵子，走出宿舍，直奔食堂。
&&&&上大学第一顿饭，八个人一桌，木面大圆桌，木板凳，可以坐着吃饭；结束了六年来在中学食堂站着吃饭的历史。桌面上四大盘菜：基本是香肠、桔梗咸菜、明太鱼干或面条鱼干、腐乳、花生米、凉拌时令蔬菜等。主食大米粥、馒头。在南湖校区的时候，这是基本固定的菜谱。午饭和晚饭都是食堂工作人员在饭前把菜摆放在桌上，米饭、馒头等主食放在食堂地中间，随便吃，吃多少盛多少。那个时侯，每月伙食费除了调干带工资的同学，绝大多数同学都有助学金，吃饭没有问题。
&&&&饭后，我与孙殿卿在学校院里转了一圈。方形院子里，北侧是三层红砖教学楼，南侧是宿舍；中间是一个标准足球场四周环绕400米跑道的操场；西侧是食堂。学校四周有铁丝网围墙。学校大门开在围墙北侧，北侧围墙与教学楼之间也是一个较小的操场，冬季的滑冰场就浇冻在这个操场上。教学楼正门在楼的东侧，从正门进去是一个不太大的门厅，一条南北向走廊，通向操场、宿舍、食堂，一条东西向走廊通往教室。参加工作之后，一位基建财务专业毕业的同学给我讲了一个有关建筑这座教学楼的笑话。教学楼是她们班设计的。教学楼封顶之后，没有进楼的正门。后来，在现在的正门位置拆墙、重新开一个门。
&&&&最让我们兴奋的是校门右侧的校牌子，白牌黑字，东北财经学院行楷阴刻大字，自上而下，遒丽、高雅。落款郭沫若。不知道为什么，看着这块郭沫若书写的校牌子，考入第七志愿的落寞心情不扫而光。沈阳高校中郭沫若书写的校牌子还有中国医科大学，以爱好美术的视觉去看，在我心目中，东北财经学院六个字更能够体现郭沫若的书**夫和认真的程度。学生校徽白地红字，也是郭沫若的那六个字。当时的校徽是铜胎珐琅烧制，拿在手中沉甸甸的，颇有些分量。别在胸前，星期天走在太原街街上，倒是有些大学生的自豪感。
&&&&学校四周没有大工厂，没有商店，居民住宅很少。正门前的道路不太宽，很少有车辆通行；西、南两侧道路更窄。环境十分僻静。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当然，从学校往北步行去南五马路新华书店、去东北电影院、去当时的沈阳商业中心太原街沈阳联营还是十分方便。往南去东北工学院、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音乐学院都不蹩脚。
&&&&分班了。59届一共三个专业，工业统计、贸易统计、农业统计，四个班。我被分配到工业统计专门化工统59·1班。孙殿卿分到工统59·2班。当时正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开始工业化建设，分到工业统计专业，觉得很庆幸，很满足。当时，统计专业本科还有58届两个班。
&&&&我们班大约40人左右，有应届高中毕业生，有抗美援朝回来的部队转业干部，有带工资的国家或企业干部，有速成中学的工人学生，有两名蒙古族同学，有一名印尼华侨。国家干部中有县团级干部，有一般干部，从工资看，多数都比助教高，有的比讲师高。每逢年节，班里需要花钱的时候，自然不必发愁。部队转业干部多数都是抗美援朝参军的高中生。速成中学的同学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学习比较困难，经常需要助教在课后对他们进行辅导。也有考大学之前曾经和佟教授在东北统计局坐对面桌的从事多年统计工作的同学，他为什么还要深造，一直没有对我说清楚。
&&&&第一学年主要讲基础课，有高等数学、俄语、俄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等。大学老师怎样授课，一直在我想象中有一个成见，有所想象。第一个想象是：一门课程的某一章节，老师应该讲本章节的宗旨和意义，阐述知识的关键和要点，提出让学生思考的问题等等；然后，让学生自己去阅读课文；然后，是老师解疑或讨论。第二个想象是：老师讲授某一个学者的学说或一本书，令学生从中掌握某些理论知识。这些想象的形成并非空**来风，是上小学的时候听四舅、老姨他们议论过，当然，他们谁也没有上过大学。上中学时不知道在什么书上我也看到过类似的意思，无形中铸成了这种印象。
&&&&几周课程下来，和我想象的讲课方式完全不一样，倒是与中小学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课程的内容不一样罢了。甚至有些老师照本宣科、与书上的课文只字不差（稍微有些夸张），犹如我们在中学时念课文，怕念错了，受到老师批评一般。肃反运动之后，我仿佛明白了有些老师何以如此讲课。
&&&&我们五十年代中期入学的大学生，是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优越性的受益者。从经济生活方面讲，有了助学金，吃饭钱不必发愁。学校不收学费，也没有对学生收取过任何其他诸如住宿、医疗、卫生等服务费用。至于个人穿的、用的花销，不管你是干什么的，都是必然的支出。像我这样家境比较困难的学生，只能省吃俭用，求亲告友，并没有出现过十分尴尬的局面。课余生活虽然不是丰富多彩，对于我们这些出自农村的学生来说，已经颇感满足。教学楼东侧楼上是一个礼堂，每周六基本上都可以看一场电影。我们学校的电影机有一个特点，每每放映之前，和东北电影院的电影机一样，首先播送一段美妙的钟声，而不是放映员拉响的哗哗啦啦的电铃声。周六晚上那些对此个兴味浓厚的同学常常去北陵校部礼堂跳交际舞，对此，我是毫无兴趣。
&&&&星期天，孙殿卿邀我去南湖看一看，这是我入学以来一直想去、始终没有实现的愿望。走出校门，向东，折向南，很快就到了。我俩站在南湖边上，问一个散步的中年人，“请问南湖公园在那里？”那个人看了看我俩，一眼就看出我俩是新入学的学生，笑着说，“什么公园，这就是！”那个人举起手，从左至右划了半圈，示意这就是南湖公园；一个比较宽的臭水沟，还有几颗树，仔细看，还有一些砖铺的甬道，栏杆等等。孙殿卿：“此乃龙须沟也！”
&&&&水虽然脏一些，冬季还是结了冰。也是一个星期天，周边的小孩三、五成群在冰面上玩冰爬犁。突然，在昏黯的冰面上出现一个身着一套桃红色毛衣的年轻女士，穿一双白色皮鞋的花样冰刀（那个时侯，非权贵人物，大概穿不起这类冰鞋）晃晃悠悠地滑在冰面上。说话间，只听得她大叫一声，滑倒在冰面上，当她滚爬起来、又仰面朝天摔下去，再爬起来、又匍匐趴下去，俯仰之间，鲜艳的桃红色已经成为支离破碎的花瓣，她俯伏在冰面上，哪里还能够分清是冰是人？
&&&&（2010年3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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