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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狂风
1968年鞍山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两个月之后的5月上旬，革委会向全市各单位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最新指示，深入持久的开展革命大批判，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的指示》，要求“集中目标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隐藏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揪出来，斗倒斗臭。
www.biquge001.com”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全市从党政机关到工厂企业直至街道居民小组统统掀起了揪斗、抄家、游街等等斗倒斗臭的旋风。
午饭前，我从“219”公园游泳湖游泳回来，走到一中大门前。看见十几个解放军年轻战士顺着有轨电车道从西北向东南走过来，到了站前商店折向一中，进了一中大门。这些解放军战士鱼贯而行，上身赤膊露体，左臂高举、手中握着**语录红宝书，高声歌唱**语录歌曲。每一个人胸前都佩戴一枚**像章；像章的别针直接别到肉皮上，袒露的胸脯凝固着一道道鲜红的血迹。
目睹这种情况，令我茫然。我看看自己的胸前，想象着，如果是我，我会把一枚**像章的别针插入自己的肉皮吗？我做不出或者是不敢做出答案！我想，他们很可能是这样认为的：这就是把毛思想融化到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的具体实践？这就是忠于**的最最无限的情感？这也许就是团队精神的魔力？
回到家，我对她说，“方才我看见一班小战士，光着膀子，把**像章的别针别到胸脯子的肉皮上，鲜血都凝在肚皮上了。”
她：“傻呀！疼不疼！”
我：“高声歌唱**语录歌曲，可能就忘了疼了？”
她：“局里下午要去抓黄局长。”
我：“上哪抓去？”
她：“可能是宁远屯小台子，黄局长老丈人家吧。”
下午，在大联合之后的造反派头头领导下，我们局（几乎）全体同志来到郊区宁远屯公社小台子。进村后，“延纵”的一些人研究抓住黄局长之后采取什么革命行动；“东风团”的人在村子里的街道上闲逛。局里的战斗队联合之后，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延纵”一方；一切“革命行动”都是由他们做主。
我和任大才走着走着，走到了黄局长岳父家门口。任大才站住，说，“这不是黄局长的老丈人家吗？”
我：“没来过，不认识。”
任大才：“是。咱俩进去看看。”
进了屋，黄局长老丈人家没有人。又往里套间走，看见黄局长一个人盖着被，侧卧在炕上。他听到我们进屋的响动，抬起头看了看，“啊！喔！你们来了。”
任大才：“病了？”
黄局长：“没有。困了，眯一觉。”
我：“黄局长，快穿衣服，起来吧，他们来抓你来了。”
“噢…噢…”黄局长看着我们两个，边穿衣服边嘟囔着。
嘈杂的人群已经来到黄局长岳父家窗前。“延纵”的几个骨干队员怒气冲冲、气势汹汹地闯进屋里，把正在穿鞋的黄局长拉到地下，不容分说，把黄局长的两只胳膊背到身后，推推搡搡，弄到屋外。有的人把事先准备好了的用一条麻绳连着的一双破旧的绣花鞋挂到了黄局长的脖子上，当啷在黄局长胸前。这时，“延纵”的侯文彰、邴楠、打字员几个人带头高喊“打倒走资派！”“打倒坏分子！”等口号。同时，黄局长由“延纵”的一群人簇拥着，开始在村子里游街。
任大才、我和“东风团”几个女同志没有跟随游街的人走。径直走向回去的路口，等着他们出村。
第二天，走廊上“延纵”的人写了一张大字报，没有指名，说，有的人在抓捕黄局长时通风报信，缺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云云。
第三天，早晨上班，上到三楼，我刚刚拐过走廊拐角，看见一个人猫着腰、上身几乎与地面平行，从厕所出来。走到跟前，原来是黄局长。我不免吃惊的问道，“黄局长！你，这是怎么啦？”
黄局长没有直腰，侧着脑袋，右手食指和母指捏起不能睁开的上眼皮，扫了我一眼，勉强地环顾一下走廊前后，发出沙哑的声音，“别问了。没事，没事。”
我：“怎么没事！让我看看。”
黄局长脸上、脖子上，青一块紫一块，有的地方有瘀血；两只眼睛的上眼皮耷拉下来，失去回弹的能力；左耳朵肿的犹如小馒头一般，黑紫颜色；腰，已经直不起来了。
我：“谁打的？”
“不要再问了。”黄局长又勉强侧一侧头，说完，挪蹭着向秘书科走去。
我到了“东风团”（虽然实现了大联合，两个战斗队还是分别集聚在自己的战斗队办公室）屋里，大家正在议论黄局长被打的事情。
“‘延纵’的几个人大概把黄局长折腾了一宿。”
“指定是！我来的时候，我看见那几个人刚刚从秘书科出来。”
“不知道折腾成什么样了？”
我：“在走廊上我看见他了。不成样子啦。腰和耳朵大概得留下残疾。”
颜宪言：“有人说过，报仇的时候到了。57年反右派把他弄得生不如死，这回黄局长他也该尝尝阶级斗争的滋味了。”
下午，我们写了一张大字报：《要文斗不要武斗！》同时，又写了另一张大字报《痛打落水狗！》
先从第二张大字报说起。我在《挖游泳湖的日子》一文中提过，黄局长已经被四清工作队定性犯有严重错误，市委已经做出把他下放到基层工作的决定，同时，上报到省里等待批准。所以，打倒黄局长，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在这种形势下，有谁（机关里没有弱智严重的人）还会能够反对打倒黄局长吗？我们写了这张大字报，一是表明我们打倒黄局长的立场和态度。二是表明揪斗走资派要摆事实讲道理，在思想上批倒批臭走资派，要文斗不要武斗。属于借题发挥，以批判黄局长为名，把矛头指向殴打黄局长的“延纵”那几个人。
第一张大字报，我不说，读者也一定会明白，那就是把矛头直指“延纵”。这大概就是“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唯我正确”的“派性”在那个时代的表现。关于派性的权威表述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存在于各个阶级、阶层之中的、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不同阶级本性的表现。”“派性”一词我是在文革中第一次听到，也是在那个时侯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就是说派性是产生于文革之中。至于是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就值得商榷了。如果说是，就必然接受文革是阶级斗争的论断。如果说不是，就是否定文革是阶级斗争。我们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大地主阶级已经在土改和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消灭了。无论是城市职工还是农村社员，依靠工资和生产队工分的劳动所得，还不足以形成各家各户在资产方面的较大差距。所谓的阶级（实体）已经成为历史，当然，阶级的烙印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头脑中可能还没有消失。如果说派性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只能是头脑中存在的“阶级”的阶级斗争。那么，“延纵”与我们“东风团”成员中的任何一个家庭，除了吃饭睡觉的生活用品，大概拥有自行车的人都极少（那个时侯城市里没有私人买卖房产，农村也多数是生产队帮助社员盖的房屋），谁又是地主资产阶级，谁又是无产阶级？当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口号已经淡出我们的社会生活。
几天后，“延纵”的头头领着大家去黄局长家抄家。究竟抄什么？我一直没有弄明白。大概也没有抄出什么可以上纲上线的物件。倒是我们科的邴楠，财贸科的李殷纯两位，把黄局长的弟弟一家从黄局长家撵走，各自抢占了黄局长家的一个房间，一直住到文革结束，才被迫搬出。
黄局长的所谓罪行，四清工作队已经有了结论。揪斗走资派的形势要求我们对走资派要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我们“东风团”的人，想来想去，找不到黄局长新的可以上纲上线的“罪行”。于是，便产生了去省里摸一点情况的的动议。去省里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的身上，因为我每一个月都要往省里跑，对省里比较熟悉。高桐自告奋勇和我一起去。
到了省统计局，大部分人都不在局里闹革命，恰好高局长还在。我们两个请高局长谈一谈黄局长的问题；高局长新到统计局不久，对黄局长的问题也主要是鞍山市委上报待批的那些问题。其中，高局长的一句话，成为我们评判黄局长的一句至理名言：黄局长这个人“心术不正”。
从统计局去南站，路过沈阳军区大门口，我和高桐看见了令人发指的一幕。两个胳膊上戴着“东工思想兵”红袖标的造反派，一个提溜一桶浆糊，一个拿一个刷帚头子蘸满浆糊向在岗楼里站岗的战士身上刷浆糊，然后，把一张大字报贴到那个战士的身上。那个战士大概铭记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戒条，笔直的站着，一动不动。高桐愤恨的说，“他妈的！太不像话了！”
揪走资派在人委大楼里并非统计局一家。我亲眼看见的的揪斗场面，还有如下记忆。
最早在“砸二黑（文艺黑线）”的时候，文化局的女局长张蔚然，就让文化局的造反派戴上纸糊的大尖帽，低头弯腰，衣冠不整，在市人委机关门前进行批斗。我们看了之后觉得有些不堪入目。丰岷说，“太没有文化了！怎么能够这样糟践一个文化局的女领导？”
一天，吃完午饭回来，三楼南侧楼梯口走廊上，计委的人乱哄哄聚成一堆，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掐人中！”一个人说。
“装相！让他起来！”张捍真高声叫喊。
“脸都白了。能装出来吗？”
原来是计委徐主任，在走廊上晕倒了，仰面朝天躺在地上。
后来听说，计委的造反派揪斗徐主任，让他交代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行，徐主任拒不认罪，造反派对他采取革命手段，气得他心脏病复发。
几天后，《鞍山日报》社的一个女同志来到计委办公室大闹，哭喊之声震动了楼上楼下。计委的几个女同志又说又劝，连推带拉，总算把她送出了楼外。
在走廊上，我们遇上计委和我们观点一致的人（有共同语言），问道，“哪个女同志是谁？”
答：“报社的符会计。”
问：“出什么事了？”
答：“我们办公室回主任，符会计的丈夫，昨天晚上死在办公室了。”
问：“怎么死的？”
答：“说是上吊勒死的。”
问：“回主任不是你们计委党支部书记吗，能有什么问题？”
答：“是啊，出身好，参加革命早，红子红瓤，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我们计委的革命群众组织那些人说他是走资派的马前卒，通宵达旦地批斗了好几天了。他们说回主任是畏罪自杀。”
计委办公室回主任之死，是人委机关在文革中因为被揪斗而死的第一个机关干部。
我在“八一七”总部值班的一个晚上，听到一楼民政局的一个办公室呼喊声、打骂声不绝于耳。
原来是《横空出世》红卫兵小将正在揪斗民政局局长崔先锋。崔先锋倒背着的双手被一根细绳捆在身后。几个红卫兵围着他，逼着他供出什么秘密。原来是让崔先锋交出他暗藏的手枪。
“交不交枪！”一个带着红袖标、手里握着宽皮带、个头较高的初中生小将，尖声尖气地问道。
“没有！不交！”崔先锋摆出一副老革命的架势，以蔑视的眼光扫了一眼那个小将。
啪！啪！皮带狠狠地抽向崔先锋脊背。
“快说！手枪藏哪去了？”几个红卫兵一起高声呐喊，同时，拳脚相加。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几个红卫兵气喘吁吁，兴奋无比，表现出征战胜利后凯旋而归的喜悦神态，从外边来到办公室。第一个进屋的红卫兵问道，“交代了没有？”
“顽固不化！死不交代。”拿皮带的红卫兵摇晃着皮带。
进屋的几个人围着崔先锋转了一圈，好像在观察崔先锋对于皮带和拳脚的承受能力。一个人突然喊道，“好啊！看你的皮硬，还是嘴硬！给我打！”
几分钟之后，崔先锋的白衬衫渗出了血迹，鼻子、嘴丫子也有血痕。一个红卫兵喊了一声，“停！”崔先锋直直腰，装出一副砍头只当风吹帽的样子。
方才进屋的一个红卫兵，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个类似钢笔、比钢笔大一些的金属物件，在崔先锋眼前晃晃，“看看！这是什么！”
崔先锋略显吃惊，然后又不以为然地仰起了头。原来这是一只钢笔手枪。这时红卫兵改变了问话的内容，不外乎是藏枪的目的。七嘴八舌，叫喊着：
“你是不是留着枪要复辟资本主义！”
“你是不是拿枪想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
后来听说，崔先锋原来在公安部门工作过，在解放初期收缴武器的时候，私自藏匿了一把美制的钢笔手枪，隐藏在自己家墙壁里（台町的伪满遗留住宅的间壁墙是两侧钉的木灰条，抹灰，中间为空膛）。
这是我在文革中第一次亲临现场看到红卫兵拷打走资派的情形，也是唯一的一次。
在农场批斗农林局长。革委会组织人委机关干部到魏家屯农场劳动，割水稻。到了地里，大家开始动刀不久，从农场办公室出来一伙人，边走边喊口号，“打倒刘邓陶薄！”“打倒王赵罗钟！”“打倒孙局长！”直奔我们干活的稻田地走来。
农林局孙局长走在这伙人的前面，头顶礼帽，戴着墨镜，穿一件米色风衣，手里拿着文明棍；脖子上吊着一块木牌子，写着：“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孙x”。农林局造反派簇拥着孙局长，在参加劳动的人们面前转了一圈，进行游斗。
在稻田地里，孙局长由农林局的造反派押着，站在稻田地坝埂上，双手倒背、上举，90度弯腰，这是当时流行的“喷气式”。批斗会开始，造反派控诉了孙局长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几个人轮流发言，声色俱厉，情绪激昂。口号声在稻田地里喊个不停。
我们局的刘局长站在我们局人群的最后边。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模样。喊口号时，他不举手，不张嘴。高桐看了，故意问他，“刘局长！打倒孙局长你什么态度？不举手，也不张嘴，你反对吗？”刘局长装模没听见。我们几个人不敢笑出声来，只好憋着。
中午在农场食堂吃忆苦饭。每一个人都分给一个黑色的、硬邦邦的、烂菜叶子和着高粱糠皮，一股难闻的猪食味的死面馒头。实在是难吃。这是阶级感情问题，不好吃也得勉强咽下。刘局长趁别人不注意，偷偷地把馒头揣到衣服兜里。哪里能够逃过群众的眼睛！不过，没有人当场揭发。嗣后，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吃忆苦的馒头？刘局长还是不吱声。
（2011年12月31日9：5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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