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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2月31日
回到家里，很快就接到了通知，我们全家到农村插队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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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落户已经成为定局，没有挽回的余地。于是，只有在下乡的地点上做文章，争取下到离鞍山市区近一点的公社。
在人委机关食堂吃饭的时候，我碰到了贾左。他是当时的四大队的领导班子成员，有一定的话语权。我对他说，“下乡插队落户，我是在劫难逃了。能不能考虑离市里近一点，比如郊区。”
贾左：“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
我：“老丈人家在旧堡。”
贾左：“是社员？”
我：“不是。工业户。”
贾左：“那，恐怕困难。”
我：“大屯，甘泉也行啊。”
贾左：“我尽力吧。”
下乡地址终于确定了。是海城县大屯公社以东与其相邻的什司县公社，具体落户到大台大队一小队。什司县距离市里大约30公里左右，虽然边远一点，每天有一班长途汽车来往于鞍山和什司县公社之间。
市革委会对于五七大军下乡工作可以说做得十分精密细致，采用了人盯人的战术。每一户插队的干部都有一个专人负责从下达通知到离开鞍山市，进行跟踪督促。我的监督人是我们工业科在鲅鱼圈打石头的赤脚大夫邓玫芬。从她给我送来通知到我上车离开，几乎每一天上班时间，她都要准时到我家看一看、问一问，真是“关怀备至、无微不至。”就连从没有见过面的街道居委会的主任大娘也不断光顾，一个劲地问，什么时候走，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
农村对于我和m来说，并不陌生，我们毕竟都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首先想到的，是吃水问题。市里有自来水，不用水缸（当然，也没有地方放水缸）；下乡了，自然要备一个水缸。我到日杂商店买了（忘了是否凭票）一个大缸（北方家用缸一般分为三档：大缸、二缸、三缸），它可能是我家里头最重的单件固定资产。
1970年新年即将来临，各种副食品券已经发到手；大概对五七大军还有所优惠。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买鱼。人委机关一宿舍对面是胜利合作社，是我们经常购买副食品的地方；商店店员虽然平时很少说话，还都是很面熟。当我把四口人的鱼票递给卖鱼的女店员之后，她问道，“怎么的！都买了？”
我：“是。”
店员：“买什么鱼？”
“鲳鱼吧。”柜台上还有黄花鱼、鲙鱼、偏口鱼，我还是偏爱鲳鱼。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南鲳北鲤”嘛，都是鱼中珍品。
店员：“啊呀！看样子，你是不是要插队落户了？”
我：“说对了。”
店员挑选了七条个头最大的鲳鱼，称完了，帮助我装到网兜里。比鱼票上的定量大概多出好几斤。
我：“我的鱼票上的斤数也没有这么多吧？”
店员：“行啦，算我的。交钱！”
12月30日，邓玫芬早早的来到我家。一进门，说道，“市里决定，明天在胜利广场开大会，欢送你们五七大军下乡。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我：“准备什么！没啥准备的。让走就走。”
邓玫芬：“你要几辆车？”
我：“这是大事。要两辆。”
邓玫芬：“有多少东西？能用得了吗。”
我：“能。装人。四口人，两个人一辆车。”
邓玫芬：“可也对。都坐在驾驶楼里，省得冷。明天早晨我把车领来。到会场开完会就出发。我走了。”
话音没落，街道居委会的主任大娘突然挤进门来。张口就是一句，“这就要走了？”
邓玫芬：“等一会车来了以后才走。”
居委会主任大娘笑嘻嘻的，毫不客气，毫不掩饰，在屋里这瞅瞅，那看看，甚至伸手拉开壁橱的门，把脖子伸进去，仔细观察。我有些不耐烦，说道，“干啥？”
老大娘：“干啥？看看，啥也不干。你走了，这屋子就不是你的了。”
怪不得这几天差不多一天不落地过来看，原来早就惦念着这个房子，盼望我们快快离开。反正下乡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房子愿意谁住谁住，我是无权过问了。
1969年12月31日早晨，邓玫芬领来两辆解放卡车，还有几个帮助装车的人（不是机关干部，不认识）。很快就把我们家的一点东西都装上了车。一个车装了半吨煤；另一个车装被褥、三屉桌、一个柳条包、毕业时从学校带来的装书的木箱、大缸、取暖的炉子和几节炉筒子、锅碗瓢盆、吃的东西，还有从房产局借的两个铁床和草垫子（上边答应，铁床算是给了我们）。收音机算是贵重物品，上车时由我抱着。
车装完了，邓玫芬说，“上胜利广场！去会场。”
我：“不去。司机师傅！我们从这直接走，早去早回，你们同意不？”
“那好。走。”两个司机乐不得早去早回。
“你们两个不参加欢送会了？”邓玫芬对我和m说。
我：“欢不欢送都得走。不参加。”
邓玫芬：“也好。司机师傅！走吧。”
后来听说，刚上任两个多月的市革委会副主任金铎同志主持欢送大会，在欢送会上，宣布向五七大军献花时，说，“向五七大军献花圈”，成了下乡的五七大军至今没有忘记的“送别词”。之所以“献花圈”，是因为昨天给死去的一位原市委刘书记开追悼会，也是金铎主持的；大概第二天还没有从送别死人的噩梦中苏醒。
汽车从汤岗子下了哈大道，折向去大屯的砂石路，从大屯经过白石寨、石牌路，汽车沿着一条冬季干涸的小河前行，道路基本平直，两侧低矮的山峦，有远有近，小河流经的地方还有些平坦的耕地。
到东房身之后，汽车开始爬坡，路的两侧看不到房舍，见不到行人，仿佛进入人烟绝迹的境地。凄凉、绝望的心绪沁透五脏六腑，我不由自主的打了一个寒颤。
汽车爬过庙宇岭，总算是看见山脚之下有几户人家。汽车司机说，“到了什司县境内了。”
过了什司县公社（所在地），向左走2公里，到达目的地大台沟。据说，这是什司县公社唯一一个有一点平地的大队。
汽车经社员的指引，开到了我的落户地点——老陈家门前。这是一个五间大瓦房。西侧两间老陈家一家居住；东侧两间（其实我们只住一间，里间是空房，我们两家在那里放一些杂物）就是我们家的新居。中间一间外屋地（东北习惯叫法），前、后开门，门两侧靠墙各有一个与里屋住人的炕（有烟道——炕洞）相通的锅灶（东北称为锅台）；水缸、酸菜缸、泔水缸、与做饭有关的器具、用品等等都在这个屋里；两家各占一半。这是东北地区的惯例。
大队的队长，第一生产队的小队长和一些社员都来到老陈家门前。队长对社员们喊道，“民兵！过来动手卸车！”
两个人用了不到五分钟，几锹就把半吨煤卸到窗下。几个社员卸的卸，搬的搬，每一个人只进出屋一次就把车上的东西全部搬进屋里。
寒暄一阵子，队长和社员散去。留下两个妇女，给司机师傅做饭，也算是给我们全家“接风”。
淘好了的大米、切完了的土豆丝等蔬菜，摆在锅盖上，估计摆放的时间在三、五天以上。后来听房东大嫂说，“几天前就准备好了，一直等到今天，你们才来。”
两个妇女开始点火做饭。柴禾填进灶坑，火苗不旺，烟倒是一个劲的从灶坑门里往出冒个不停。顷刻之间满屋都是烟，两个司机被呛得跑到屋外，找一个有太阳的地方呆着。
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饭菜还没有做熟。两个司机看出来了，这顿饭大概是吃不成了，于是说道，“我们厂子下午还有活，我们两个走了。”
我也是无可奈何，只能够说些“对不起”的客套话，让两个司机开车回去了事。送五七大军下乡的车，都是从企业临时抽调，送我们的车，是工业局轧钢机械厂的。
饭菜总算是做好了。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大米饭是生产队的搅米缸（粮食粉碎机）加工的，稻壳没有除净，还夹生。孩子大人都饿了，稀里糊涂咽下，填饱肚子完事。12月份日头落得早，天很快便黑了。晚饭也就省下了。
屋子是凉的，炕是凉的。睡觉的时候，把家里所有能铺的，能盖的，统统用上。四个人挤在一起，总算是熬过了插队落户在大台沟的第一宿。躺下不久，老大要喝水。一碗水没喝完，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多半碗水已经冻实心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灶坑还是不好烧。勉强凑合着把剩饭弄热，早饭算是糊弄过去了。做饭的时候房东大嫂对我们说，“你们屋里的炕是几天前新扒的，估计是泥没干、炕洞里结冰了。得去找队长，叫人给收拾收拾。”
我：“是。我一会就去生产队。”
房东大嫂：“你们犯了什么错误，给整到我们这个穷地方来了？”
m：“没有。市里的机关干部都下来了。不管你犯不犯错误。”
房东大嫂：“是啊，你们呆不长。早晚还得回市里。”
大台大队一共两个小队，我们是大台一队。大台一队两个队长，一个姓陈，为正队长，和房东老陈家是同宗，小个；一个姓赵，为副队长，社员都叫他“灶王爷”。我到了队部，两个人都在。我一进屋，陈队长就主动说道，“听说了，昨天两个汽车司机连饭都没吃上，就走了，真不好意思。”
我：“灶坑不好烧，烟筒不冒烟，是不是炕洞堵了！”
赵队长：“他们的！扒炕的几个人怎么搞的。非得收拾收拾他们不可。”
陈队长：“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我马上派人去给你修。”
一个上午的功夫，炕面全部扒开，炕洞里结冰统统掏出，重新铺平了炕面，抹上泥。灶坑好烧了，烟筒冒烟了。为了让炕面快点干，一下午灶坑里也没有断火。到晚上，虽然还有热气蒸发，总算是可以铺上炕席，勉强可以睡觉。
我们一家在1970年伊始，在烟熏火燎，举目无亲的山沟里开始过上五七大军插队落户的新生活。
我们局的五七大军，多数下放到盘锦和盖县。丰岷和云桦，我们科的善科长、财贸科的胡科长都去了盘锦；颜宪言、闾科长、李科长、铁城都是全家到盖县；刘局长、成咸（爱人在海城温香，是57年下发锻炼的时候在当地搞的对象）、燕恩单身一人、我和m下放到海城。姚莺、柳秀凤随男方下放，还有几个人插队落户到哪里，记不清了。
（2012年9月19日16：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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