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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调老郭头(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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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统计师 | 作者:付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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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到冠县、济南、章丘

    下一个外调目的地是到山东老郭头的老家冠县烟庄公社。www.biquge001.com我们坐火车到了邯郸,从邯郸坐长途汽车去冠县。

    烟庄公社在县城以东,我们两个走了四、五十分钟,在公社附近的一个大队找到了老郭头弟弟的家,这是老郭头唯一的亲人。

    我们到了老郭头的弟弟所在的大队,大队给我们出具了他家是贫农的证明。然后我们来到老郭头弟弟家里。老郭头弟弟热情接待了我们远道而来的客人。

    坐下之后,王义忠开宗明义,说道,“你哥哥在我们海城什司县公社粮站积极要求进步,是党的积极分子。我们这一次出来就是调查你哥哥的家庭情况。我们到公社大队已经拿到了证明你们家是贫农的证明信。顺便来看看你们家。”

    这是我和王义忠事先商量好了的说辞;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老郭头弟弟:“好啊,好。到家了,今天就不走了,住一宿,明天再走吧。”

    “好。我们就不客气了。住一宿。”我们痛快的答应了老郭头弟弟的挽留。因为,我们还要通过与他弟弟的交谈,证实一下老郭头是不是真的如检举信上说的那样。

    晚饭特为给我们做的贴苞米面饼子,熬小疙子粥(疙:ge音,不是ge,估计是山东口音;小疙子是玉米磨成1-2毫米左右细颗粒,做粥吃。山东、东北产玉米的地区或山东人较多的地方,喜欢吃小疙子粥。《百度》该词条的解释是谬误。)还炒了一盘大葱鸡蛋。可以明显的看出,这里吃的、烧的都十分困难。

    晚上,我们两个住在一个偏厦里,大约3、4米长,2米多宽;顺着东墙搭一铺土炕,没有炕席,铺的草帘子;南面山墙开了一个高、宽1米左右的窗户,没有窗框,当然也没有窗扇,在外面挂了一个挡风的草帘子;没有电灯,晚上点了一个小油灯。老郭头弟弟说这个偏厦是给儿子将来娶媳妇预备的新房。

    唠嗑当中,我们了解到,20岁的时候老郭头离开家跑到东北,在沈阳打零工,后来在山东老乡开的一个粮栈当上伙计。家里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老郭头出去了,家里算是少了一张吃饭的嘴;解放后,爹妈活着的时候,老郭头还能够给家里寄来几个钱。

    从老郭头弟弟那里,知道了老郭头在沈阳粮栈的东家住在章丘的相公庄。这是一条重要的外调线索。

    第二天,我们坐长途汽车去了济南。在济南呆了半天一宿。听说趵突泉位居济南“七十二名泉”之首,被誉为“天下第一泉”,我们两个安排好了住处,迫不及待的跑到旅馆附近趵突泉公园。

    趵突泉有一个方形的泉池,泉池四周有大块砌石,四周的扶栏已经残损不堪。西侧的观澜亭也已失去了原有的色彩。观澜亭侧旁立着一块“第一泉”石刻。泉池中不见澄澈清洌的泉水,未见池内三泉喷涌的奇景。游人寥寥无几。王义忠问一个当地的老人,“趵突泉不是说有咕嘟咕嘟往上冒的泉水吗,怎么没看见在哪?”

    老者:“就在这个泉池里。早就不冒了。”

    第二天继续坐长途汽车去章丘。相公庄距离我们下车的地方有十余公里。汽车站有人力三轮车,一个车夫看见我们两个下了汽车,连忙主动搭话,“两位大哥去什么地方?”

    王义忠:“相公庄。”

    车夫:“挺远的。坐我的车去吧。”

    三轮车拉着我们,大约走了20多分钟,到了目的地。进到村里,一群十来岁孩子跟随着三轮车跑前跑后,大喊大叫,粗俗下流、不堪入耳的谩骂声不绝于耳。

    到了粮栈房东所在大队,找不到大队办公地点。一个好心的社员,到地里找回来大队会计。会计把我们领到他家,原来在他的家里摆了一张办公桌,就在家里办公。(这里和我们那边不一样,公社之下的生产大队没有队部办公室。)听说我们外调东家,他让人把东家找到会计家里。原来,东家属于“黑五类”,是专政管制对象,不让我们去他家,只能在会计家询问。

    东家向我们讲述了老郭头的情况,之后,我们把检举信的内容跟东家说了,东家说道,“这个小郭,就是好吹牛。光复前,有一回我从沈阳坐飞机去哈尔滨办事,回来大家都问我坐飞机什么滋味,我说看地上的房屋像火柴盒一般,大概他听到了。什么西服革履,穿貂皮,连我都没穿过。猴头燕窝、飞龙熊掌,那是什么年头,看都看不着,别说吃了。我们粮栈有几个山东家的,数他穷了。解放前在沈阳,想要给他找一个媳妇都没找着。”

    东家把他说的写了一个材料,大队会计给盖了戳。这是一份最有说服力的证词。

    一路坐汽车从邯郸到冠县、济南、章丘,有三件事颇有感触。

    其一,山东境内的沙石公路着实令人羡慕。坐汽车走了200多公里的路程,汽车没有颠簸的感觉,可以说,比沈阳到大连的黑色路面的哈大公路平整得多。可以看到,公路旁,每隔一定距离,都堆积着有棱有角、梯形的沙堆;每隔几百米(我的估计)就有一个道路维护工人在维护路面,扫帚、耙子、铁锨、水桶等等护路工具一应俱全。如果各个地方都能够如此,该有多好!山东人说,“要想富先修路”,大概他们那个时侯就掌握了这条真理。

    其二,山东人对耕地的莳弄,着实令人钦佩。从车窗望出去,公路旁的耕地,除了绿油油的庄稼,看不到一根杂草。在章丘,我和王义忠特为跑到大葱地,大葱栽在规整笔直的深沟里,深沟的两侧是凸起的土棱,土棱上的土用于掩埋日益生长的大葱,以保障大葱葱白长得又粗又长。地垄上的表土,收拾得有如面粉一般,看不到一块土坷拉。这在我们东北是绝对做不到的。

    其三,山东的社员看起来比辽宁的社员更穷苦。从在地里干活的社员的穿着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走过的地方所看到的,在大地干活的女社员,穿的都是白色的土布衣裳,看不到色彩。在辽宁,即使是吃返销、一天一个工分只有几分钱的什司县公社,在地里干活的女社员也是穿的(尽管旧一些)花花绿绿,头上扎着花头巾。难怪在那个年代有那么多山东人盲目流向东北。

    天津到大连

    关里的外调任务算是完成了。回家。从济南买了去天津的火车票。到了天津,没有买到回家的火车票。王义忠对我说,“没有火车,咱们俩个坐船得了。你坐过轮船吗?”

    我:“没有。”

    王义忠:“咱们坐一回。”

    于是我们找到轮船售票处。买到了塘沽到大连下午1点的船票。我们两个又急急忙忙买了天津去塘沽的火车票,以便等待登船。

    吃了午饭之后,我们早早来到客运码头。一些人在一张白纸写的布告前议论纷纷。一看,原来是塘沽口外有一艘丹麦籍的外轮在航道搁浅,出港的轮船一律停航。最早也要等到下午六、七点钟之后。

    塘沽是一个小地方,没有什么可玩的地方。无奈,只能坐在海河岸边晒太阳。

    海河对岸有二、三十个人在靠近岸边的浅滩晃来晃去,偶尔哈下腰,在摸什么东西。远远看去,对岸芦苇、蒲草相间,几片云朵挂在蓝天之下,倒是一幅宁静安详的自然景象。

    看见了水,想下水游泳的癖嗜冒了出来。我对王义忠说,“我下河到那沿去看看,你自己在这坐着。”

    王义忠:“注意安全。”

    海河的河水浑浊不清,其实并不适合游泳。怎奈玩心太重,脱了衣服,走下河去,河水不深,离岸几十米之后,水的深度方可游泳。我直奔有人的地方游去。游到对岸,看清了那些人在淹没臀部的河水中,走来走去,好像用脚在探查什么东西。果然,一个人脚底踩到了要获取的东西,上身沉到河里,只剩下脑袋露在水面,两臂在河底脚下摸索着,一会功夫,抬起身躯,双手捧出一个硕大的大碗一般大小的河蚌。岸上的一个半大小子手舞足蹈地向那个人跑来,接过河蚌,装到一个小铁桶之中。隔一会儿功夫,就会有人踩着河蚌,扔到岸上。看起来,这里的河蚌还确实不少。

    我上了岸,看见采上来的河蚌一堆一堆的摆在岸边,也有装在桶里的、网兜里的。我问一个站在岸边的人,“这玩意好吃吗?”

    答:“好吃个屁!骚哄哄的。”

    晚上8、9点钟,才上了船。听说,那个搁浅的外轮还没有处理完毕。我们的客轮由一艘领航船引领才开出港口。海面上一片漆黑,在甲板上站了一会,啥也看不见,只好回到舱里睡觉。

    当晚海上大概有6、7级风。客轮有些上下颠簸。很快,王义忠就开始晕船,呕吐不止。天亮了,稍有缓解。客轮在海上航行了大约16、7个钟头,下午2点多种才到达大连港。

    我们匆匆忙忙赶到火车站,买了半夜发车的火车票,正好是早晨到达鞍山,可以赶上鞍山去什司县的班车。

    王义忠没有到过大连,自然要利用这半天时间逛一逛。我们决定,首先还是到海边去。在火车站上了去黑石礁的有轨电车,售票员用浓重的大连口音报站,引起了王义忠的浓厚兴趣。她们报站的特点是,车前部的售票员喊完:“下一站!青泥洼桥!”车后部的售票员用同样的声调语气喊道:“下一站!青泥洼桥!”外地人坐过大连有轨电车的,对此都有深刻印象。

    到了黑石礁海边,看见一些人在捡拾落潮后海滩上的海货。一个穿着粉红色上衣,黑色短裤的小女孩,左手提着一个没有边缘的破筐,右手拿着一根粗树棍,在沙滩上抠着贝壳之类的东西。我也边走边踅摸,随手捡起几个自认为是可以吃的蛤喇。那个小女孩走到我的跟前的时候,我对她说,“来!小姑娘,给你几个蛤喇。”

    “那是空壳!好的,你能够给我!”她不屑一顾到瞥了我一眼,离我而去。

    我觉得有些冤枉,找了一块石头,把捡到的蛤喇,统统砸碎,结果,除了一个没有肉,其余都有血有肉,并不是空壳。我抬头望着在远处蹲着捡拾海货的那个小女孩,内心不免产生一丝莫名的思虑:她为什么会认为好的东西别人不会给她?

    坐了半宿车,第二天清早,到了鞍山站。归心似箭,没顾得上吃早饭,跑到客运站,上了鞍山去什司县的汽车,回家。

    关里的外调任务算是结束。

    (八)哈尔滨去密山到五林洞

    我和王义忠到公社革委会,汇报了外调的情况。组长觉得还不能给老郭头下结论,决定让我们继续到黑龙江去,再调查一下另外两个证人。一个地方在牡丹江的桦林橡胶厂,一个在东方红林场的五林洞。

    到黑龙江东部边界,需要到公安局开具边防通行证。

    此去东方红林场,要路过密山,正好可以回家看看。我和公社工作组组长以及五七大军头头熊科长说明了我的想法,他们都同意我顺便回家看看,多呆几天。

    和王义忠商量之后,我们全家四口提前几天先走,王义忠晚走几天。为了减少外调时间,王义忠先自己到牡丹江桦林橡胶厂,然后,到密山与我会合,再去东方红。

    两个孩子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都十分兴奋。

    美中不足的是老大在临走前几天,把自己的头发剪得七长八短。事情是这样的,星期天我和m在生产队后面我们家的自留地栽葱。栽葱事前要把葱须子剪短。我和m在家里把葱须子剪完之后,把剪子随便扔在炕上,之后,抱着大葱,去了自留地。谁承想,老大在家中,把自己的头发当成葱须子,一缕一缕地剪了下来。老大剪完了头发,一个人来到自留地。m看见她来了,自言自语,“这是谁家的小孩?”

    “谁家的!你仔细看看。”我看出是老大。怎么?头发哪去了!

    “我的妈呀!”m站了起来,向老大走去,“怎么搞的!头发呢?”

    老大:“铰了。”

    我们看着她,哭笑不得。去黑龙江的时候,不得不把她的头发剪成短发,戴上帽子。

    在哈尔滨换车等候的多半天时间,我们领着孩子到松花江边游玩,在防洪纪念碑下留影纪念。这一年雨季松花江流域雨量很大,江水水位很高,从纪念碑岸边下到江面的台阶只剩下4、5阶。不到三岁的老二,胆子大,不知深浅,把松花江当成什司县老陈家房后的小河沟,顺着台阶径直向江里走去。m大声呼唤,人家装模着听不见;吓得我,急急忙忙把她抱了回来。

    到达密山后数日,王义忠来了。见面后,我问他,“桦林橡胶厂的外调对象介绍了多少情况?”

    王义忠:“扑个空。那个人下放到宁安县城西白庙子大队去了。怕你等着着急,我没有去宁安。”

    我:“我们先去东方红,回来再去宁安。”

    第二天,买了早晨去东方红的火车票。中午,火车到了东方红,没有站台,也没有看见火车站站舍。火车停下之后,人们从车门纷纷跳到距离车门踏板一米来高的地上;如果是现在的我,恐怕没有人搀扶,我是下不去了。

    在另一条铁道上,停着两节“闷罐”车厢,车上车下堆积着外地运来的嘎嗒白(甘蓝)。有十几个妇女,拿着麻袋,正在购买嘎嗒白。听人说,(上世纪70年代初)这个地方没有商店,林业工人家属买东西,都是火车运来,在铁道旁就地出售。

    下车后,打听到,去五林洞要坐往五林洞方向的东方红林业局的小火车。走到小火车停车地点,小火车就要开车了。我们两个买了车票,登上了漂亮的森林铁路小火车。小火车的结构、设施、样式和大火车没什么两样,只是小了一些,客车车箱较窄,车厢过道两侧是各为双人座的高级木料座椅。车厢顶棚、四壁装潢华丽。车窗上部的亮子为拱形,嵌有欧式古典窗户格,镶有压花玻璃。

    从车窗望出去,满眼苍绿,远处是隐隐的山峦。一颗颗树木,不断地从窗前闪过。

    在东方红没有来得及吃午饭,还好,火车上有面包,我们总算有了充饥的食物。

    终点到达,所有旅客全部下车,这是什么地方,我们没有打听,只想知道去五林洞怎么走。下了小火车的人们,各自奔向自己要去的地方。王义忠问了身边的一个人,“同志,去五林洞怎么走?”

    “去五林洞啊,看见没!那里不是有一辆大解放吗,它就是去五林洞的。”那个人手指停在火车道旁边公路上的解放军的军车。

    到了汽车旁边,王义忠走到驾驶室下边,问一个解放军司机,“解放军同志,我们要去五林洞,坐你的车,可以吗?”

    司机:“上去吧!”

    从小火车下来的一个解放军军官和两个战士以及四、五个知青都上了这辆汽车。一会功夫,小火车和汽车周围看不到人了,汽车开动了。一个操着天津口音的知青看看解放军军官,问道,“你怎么不坐在驾驶楼里?站在车厢外干嘛。”

    “风凉。”军官说完,笑了起来。

    王义忠问一个知青,“什么时间能到五林洞?”

    答:“过一个大岭,大概晚饭前就能到。”

    这是一条专门为珍宝岛战事修的国防公路。一路上没有碰到第二辆汽车,也没有行人。一个多钟头之后,汽车爬上一个大岭。岭上是密密麻麻的参天大树,高矮、粗细和笔直的程度完全可以和长陵大殿里的大柱子相媲美,且绝不逊色。这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如此茂密这般巨大的树木森林景观。我想,这辈子,大概很难再看到这么大的大树了。不知道它们现在是否安在?据车上的知青讲,由于树木高大,盘根错节,无法砍伐,修路的时候,完全依赖炸药爆破,才开辟出了这条道路。

    汽车爬向岭顶。一个知青看到解放军军官手上拿着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便笑嘻嘻的对他说道,“首长同志!你的半导体坏了。”

    解放军军官打开半导体的开关,没有任何反应。军官把半导体举向高空,左转右转,上下摇晃,半导体毫无动静。军官疑惑地对那个说话的知青问了一句,“小同志!你搞的什么鬼?”

    知青:“半导体在你的手中,我也不会施魔法,我能搞什么鬼!”

    “你们两个是不是动了我的半导体?”军官转向两个战士,问道。

    战士:“没有。你看的那么紧,谁敢呐。”

    “这个岭上,不管什么收音机半导体都不好使。”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解放军同志对军官说道。

    不知道是这个岭上接不到无线电信号,还是有什么特殊环境屏蔽了电讯信号,半导体到此,必定失灵。

    黄昏,到了五林洞。五林洞是东方红林业局的一个林场。是当时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前线指挥部。

    在招待所吃过晚饭后,工作人员把我们安排到幼儿园住宿。因为,哈尔滨京剧团到这里慰问珍宝岛驻军,招待所的所有帐篷(这里没有几栋房屋),全部住满了京剧团一行人。

    走进灯光昏黯的幼儿园,一股刺鼻的臊臭气味,呛得我喘不上气,王义忠也剧烈地咳嗽了起来。几个知青和解放军军人也一起来到幼儿园。同车来的那个军官和两个战士没有住在这里。

    走进幼儿园,一眼就会看到东北的南北大炕,炕上没有炕席,是牛皮纸糊的炕面,纸上刷的油漆。没有被褥,没有枕头。蚊子、苍蝇、跳蚤倒是一样不少。只能够穿着衣服,囫囵个儿躺下,当然,也很难睡一个囫囵觉了。

    晚上八、九点钟,一个头戴没有红五星帽徽的解放军军帽、腰匝皮带、右侧斜挎一只有皮套的手枪、左侧斜挎一个长方形皮制公文包的人(此人就是在珍宝岛战斗中荣立一等功的民兵连长陈文忠),来到我们住的屋里。他在门口向屋内环视一番,高声说道,“检查证件!请各位把自己的有效证件拿出来!”

    王义忠拿出我们的外调介绍信,准备接受检查。

    那个人来到我们的炕边,看了介绍信,问道,“你们外调的这个人在什么地方?”

    王义忠:“五林洞。”

    “五林洞?这里就这么几十户人家,没有这个人。”陈连长两眼望了望天棚,想了想,说道。

    我:“五林洞除了这个地方,还有别的生产队吗?”

    陈连长:“没有了。别的林场离这里都挺远,都是独立的。”

    陈连长查看知青证件的时候,在汽车上说解放军军官半导体坏了的那个天津知青,没有证件。两个人争吵了起来,闹得不可开交。陈连长讲了一些大道理,提醒知青以后出门不要忘了带证件,离开了。

    陈连长走了之后,那个知青吼了一句,“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上了**嘛!”

    坐在我们旁边的一个人讲诉了陈连长的事迹。

    1969年珍宝岛战斗期间,东方红林业局五林洞林场职工在支援前线战斗中成绩卓著,民兵连长陈文忠立了一等功,儿童团长鲁志霞立了三等功。他们参加了建国二十周年北京国庆观礼。住过中南海,登上了**,出席了国宴,见到了**,和周恩来总理合影留念。

    第二天,我和王义忠又询问了一些人,都不知道我们要外调的人的音讯。其他林场也都地处杳无人烟的森林之中,相距较远,交通不便。无奈,只有返回。

    恰巧有一辆解放军大卡车要去虎林,我们两个决定搭乘这辆汽车回去。东方红林区处于战事状态,人们出行,或半路上遇到车辆(基本上是解放军的汽车),只要顺道,不管什么人,绝不拒载。如果天晚了,或天黑前不能够达到目的地,不管是否同一个方向,都要上车拉走。

    上车前,我们在五林洞转了转,除了林场的几栋房子,到处都是帐篷。在附近的灌木丛中,露出一些直升飞机的旋翼桨叶,稍远一点的地方可以看见几处指向天空的轻型高射炮的炮筒。很少看见解放军战士,倒是到处都可以碰到哈尔滨京剧团的男女演员。

    汽车顺着来时的公路,向南开去。下了大岭之后,对面开来一辆卡车,车的保险杠上,明显的可以看出新鲜血迹,还有粘在汽车前脸上的羽毛和碎肉。王义忠看到后,惊奇的喊道,“看!那个车撞上什么东西了!”

    “野鸡!”一个人不以为然地说道。

    王义忠:“怎么知道是野鸡?”

    那个人:“这是常事。不是说‘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嘛,这回野鸡不往饭锅里飞了,专门撞汽车。”

    在虎林等待回密山的下午,我们到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国营饭店吃饭。看了挂在墙上的菜谱,王义忠说道,“有炒豆腐,我最爱吃豆腐了,一盘8分钱,咱们俩先买两盘,不够再买。”

    馒头3分钱一个,买了4个。服务员把菜饭端到桌上,令我们十分意外,一尺口径的大盘子、上尖的一盘豆腐,两盘,怎么能够吃得了?王义忠在饭后大有感慨,“这顿饭,跟白送一样。”

    从虎林回到密山,父母盛情邀请王义忠到家吃了一顿饭。回到什司县后,王义忠常常提起这顿饭,说我们家的饭菜很香。母亲做的熬鲫鱼(兴凯湖的大鲫鱼一条2、3斤重),酱茄子,土豆炖豆角,密山大米焖饭令王义忠赞赏不已。

    (九)最后一站——宁安

    我和王义忠去了宁安。m和孩子决定在密山多住几天,然后她们自己回鞍山。

    到了宁安城东的兴盛大队,大队干部说,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因为桦林家里有人病了,回家了。

    我们从大队回宁安县城的时候,走到一片看不见尽头的大蒜地。社员们正在起大蒜,一群女社员一字排开在地里拔大蒜,几个男社员把大蒜装到大马车上,一片繁忙景象。黑龙江的胶皮轱辘马车的车棚是平板结构,与汽车车厢相似,和其他地方的马车不一样。装车的社员们把收下的大蒜蒜头朝外,垒到车厢板上,大约有半米高左右,整整齐齐、四四方方,从远处看仿佛是一块硕大的白色大豆腐一般。

    “这才像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整块地种一个品种,专业化程度高,好管理。”王义忠眺望着这片地和社员的劳动场景,颇有感慨。

    从宁安回到牡丹江,按着生产队提供的那个人的地址,找了半天,没有找到。王义忠说,“算了。不找了。我们手头的三份证实材料都是最直接的证明,基本上能够说明老郭头的历史情况了。回去。”

    于是,买了牡丹江到沈阳的车票,回家了。

    回到公社,我们写了一个调查意见,把三份证实材料交了上去,外调任务就算完了。

    老郭头的事情,之后再也没有人追究。

    (2012年11月20日17: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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